我国《民法通则》中合伙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合伙】我国《民法通则》中合伙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在我国，有关合伙的法律规范比较分散，主要有《民法通则》和《合伙企业法》，此外《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私营企业经营暂行条例》和《民通意见》等中也有关于合伙的条文，而且其条款大多使用“不得”、“禁止”、“应当”、“必须”之类的词语，大部分为禁止性和强制性规范。而对于很多司法实践中的问题都没有加以规定，如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广泛采用的有限合伙制度和隐名合伙制度至今未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之内。即使已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个人合伙也只有六条，足以见其可操作性比较差。总之，其缺陷可总结如下：

将个人合伙纳入公民(自然人)一章不合理。

我国《民法通则》将个人合伙规定在“公民”一章，将主要法人之间的合伙以“联营”为题目规定在“法人”一章。而作为重要合伙形式之一的自然人与法人合伙却未作任何规定。其他如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包括合伙在内的非法人组织之间的合伙以及非法人组织与自然人或法人的合伙的法律规定更加无从谈起。本人认为，个人合伙与自然人是性质迥异的两种民事主体，硬性将二者规定在一起的作法是不妥的。既然承认个人合伙为民事主体却又把它置于“公民"一章，这使应该清楚明了的问题又变得模糊不清了。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将个人合伙人为地分为起字号的合伙和不起字号的合伙，在诉讼中予以不同的诉讼法律地位，将完整的合伙形式割裂开来，是司法实践陷入困惑。

对此，本人同意有关专家学者的观点，即《民法通则》中的个人合伙即民事合伙，其实质就是一种合同关系，属于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的范畴。因此，本人认为，应该将其纳入到民法债法一编中，由债法进行调整，而不是纳入到“公民”一章中。

将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区分开来存在问题。

既然我国《民法通则》将自然人和法人规定为具有平等法律地位饿民事主体，在名称上也没有必要将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区分开来，更没有必要再具体规定上画出明确的界限。而且，其将法人合伙与个人合伙截然分开，给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合伙立法留下了盲区，比如上文中提到的个人与法人之间的合伙大量存在，而这些合伙既不能归入个人合伙又不能归入法人合伙，处于法律身份不明确的状态，从而看出了合伙立法的不周延。

针对这一问题，本人认为要么通过立法对合伙的其他形式也加以规定，要么完全可以将个人合伙法人化，究其本质，个人合伙与法人合伙在法律制度设立上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没有必要对合伙作出这类严苛的划分。

我国合伙制度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上不够完善。

健全的合伙法律制度应当规定合伙的形式、设立条件、程序、合伙名称、经营范围、合伙人投资形式及其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经营管理制度、退伙、结算等等内容，而我国《民法通则》仅仅六条条文对合伙协议、合伙财产、债务承担等作出了简单的规定，对于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的诸多问题都没有涉及。

比如《民法通则》第32条第二款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在这里的“共有”到底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则未作很明确的规定，使得在出现纠纷时很难确认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给有关合伙财产的纠纷的解决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因为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合伙的稳定和经营能否持续下去。再如一些重要的合伙制度如上文提到的有限合伙、隐名合伙等均未在我国法律中作出规定，但根据《民法通则》第52条关于和火星联营的规定事实上从立法的角度肯定了法人合伙，可以说其只是作出表态，但又不详加规定，难免美中不足了。

(四)我国现行合伙立法缺乏覆盖性和应变性。

长期以来，我国在法学理论上都坚持认为法律是捍卫和肯定已有成果的手段，这固然是法律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在实践中这一作法也有功不可没之处。但是，我们并不应因此而否认法律的其他功能，尤其是其预测功能。我国《民法通则》自1987年实施以来，迄今为止历时13年了，一部法律的长期稳定性固然重要，但其也必须符合时代及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很明显，关于合伙制度，《民法通则》中的规定的确缺乏覆盖性和应变性，重要的是不能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