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必要性

第一，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紧迫性进一步凸现出来。虽然目前的世贸规则并没有对各成员国内的竞争法律制度提出明确的要求或者规定类似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但是其一些原则和规则需要通过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国内立法来加以落实，特别是我国在“入世”时，关于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和非歧视待遇等承诺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反垄断法的制定和执行得以实现。同时，制定反垄断法可以尽量避免依世贸规则而引起的贸易争端。虽然世贸规则是约束各成员政府行为的，但是私人之间的竞争行为往往也牵涉到政府，更何况我国存在着大量属于政府行为的行政垄断。如果我国严重的行政性垄断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或者政府对经济性垄断加以容忍或制止不力，那么就存在被其他成员依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控诉的可能性。

第二，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与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组织政策并不存在矛盾。有人担心制定反垄断法会妨碍国家鼓励的企业联合、合并，不利于组建一批经济上的“航空母舰”，不利于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然而，反垄断法并非一概地反对大企业，更不是反对规模经济，只是反对那些实质性地限制和损害竞争且具有违法性的垄断行为。尽管各国的反垄断法在立法模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存在差异，但是现代反垄断法的基本内容主要由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禁止联合限制竞争制度和控制企业结合制度等三大支柱构成，同时还包括某些合法限制竞争的允许或者豁免的规定。反垄断法对规模经济效益的维护主要是通过其允许垄断状态或垄断地位本身和豁免某些垄断行为的规定来实现的。这种协调使得反垄断法对自由公平竞争的维护不以牺牲规模经济效益为代价，相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统一。反垄断法在保护自由、公平竞争的同时，也会促进规模经济的发展。当然，规模经济效益本身也并非意味着规模越大效益越好，它有自己的限度，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内部管理成本增大等原因可能出现效益下降的情况，形成所谓的规模不经济。而且，大企业或垄断组织作为经济组织形式，其本身是中性的，只是由于大企业更容易实施限制竞争的行为，对竞争秩序的影响也更大，因此它往往更多地受到反垄断法的“关照”。反垄断法与国家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组织政策并不必然矛盾，两者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既可以防止因片面强调产业组织政策而严重限制市场竞争，又可以防止过分反垄断而牺牲应有的规模经济效益。

第三，制定和执行反垄断法以维护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秩序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法律基础。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和最基本的运行机制，而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竞争的自由和公平，相反，却往往蕴涵着破坏自由公平竞争的种子。因此，现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国都注重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以禁止非法限制竞争、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和经济活力，进而提升本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在一些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甚至被称为“经济宪法”、“市场经济的基石”、“自由企业大宪章”等，足见其所受到的重视。目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反垄断法也是一个必要的法律基础。

第四，我国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以各国公认的法治手段规范外国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行为，起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随着世贸组织的建立，官方贸易壁垒在逐步消除，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但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又面临着私人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威胁。就我国而言，在“入世”之后，随着外国产品、技术、资本、服务更多地进入国内市场，某些产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由一些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局面。这些跨国公司在资金和技术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很容易在我国市场上取得支配地位。如果这些跨国公司在市场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联合限制竞争，或者不适当地对国内企业进行并购，这些行为就会对我国的竞争秩序造成不利影响，也会对我国的民族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事实上，类似微软和思科等外国企业的垄断行为在我国市场上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表现，有的还相当明显。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对类似微软、思科等外国企业在我国市场的垄断行为还不能依法加以规制。因此，无论出于维护国内的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还是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的利益，我国都需要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以禁止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企业非法垄断行为。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入世”的背景下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法律措施。当然，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不仅存在对外国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问题，也存在为外国企业在我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因此，反垄断法虽然能起到保护我国经济贸易利益的作用，但它又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法，而是一种“公平贸易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