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垄断的终结

人才垄断的终结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一直能够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加入它的行列。著名的全国“科举”制度，提供了一条量才录用、通向权势和富贵的最佳从政之路。政府公职，加上人脉关系和娴熟的政治手腕，是在社会上升迁的捷径。1949年崛起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但同时也强化了这种根深蒂固执政方式的一些内容。最有雄心的中国人认为，从事政府公职是他们发挥才能的最佳方式，结果，政府几乎全面垄断了人才。但今天，对许多最有雄心的中国人来说，公职已不再是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的最佳途径。有生意头脑的南方人告诉他们的子女，“不用功就准备去当公务员”。自1949年以来，清华大学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最集中的发源地，但是，现在清华的毕业生选择到海外留学，在跨国公司上班，在国内的大学、甚至国内的公司上班，就是不愿意当公务员。清华只是一个缩影，它显示出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有了新的雄心和新的动力。但问题随之而来，面对越来越困难的改革，有良好素质的领导人反而比以前少了。

中国的全国教育与考试制度，仍然不断在发掘最优秀的人才，并让他们踏入顶尖大学继续受到栽培。然而进了大学后，他们修的不是那些训练他们将来做政府工作的课程，而是他们认为最能生财的课程。像清华这类大学的学生，仍然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尊严，经常表示他们渴望到跨国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及软件开发公司工作，是为了能吸收更多知识，有朝一日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即使那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但在眼前他们却不能参与日常的政策实施工作，而改革政策的成功与否却有赖于这些工作的实施。这个例子显示出改革的胜利，反而酿成了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这种人才的流失，明显地造成了低层官员素质锐降的现象。许多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外国人，极不愿意与司长级以下的官员共事。甚至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过去把要求交给下属官员，然后由他们在体制内去提倡的做法已不多见。一些中央政府部门，特别是商务部和外交部仍然可以吸引到优秀毕业生，但是这些部门也是跨国公司挖角的对象，因为部里的年轻官员有语言能力，通人情世故，又有很多关系。同样的，这些年轻官员很难抗拒跨国公司提供的机会和工资：一个25岁的商务部官员，若转到私营部门工作可望工资增加 5 倍。而这种流失还不仅仅限于有雄心的中层官员。从2004年开始，地方领导人辞职转到私营部门的人数急剧上升。当发展迅速的温州市的一位副市长离开政府转到私营部门时，曾引起党内上下议论纷纷。共产党确实对这种官员的离职非常担心，甚至为此发出了一份文件，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有才能和清廉的官员留在政府单位，是出自强烈的为人民服务感。但这种利他主义，也经常受到地位和权力欲望的沾染，而这种欲望又往往是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和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改变大相径庭。根据中国一份2000年的调查报告：政府官员更关心的是讨好上司，而不是服务人民。

最充满理想的毕业生及离职官员走入私营部门的想法，是基于一种还有待证明的假设，那就是当他们事业有建树之后再加入政府会更有意义，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权力仍然掌握在那些能得到信赖、一味追求仕途通达的内部人手中。在中国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两个迥然不同的领域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几乎不能渗透的壁垒。虽然有少数几个备受宣传的例子显示，有非常够资格的局外人被带入体制内来协助处理艰巨的问题，但其结果至多也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朱镕基总理经常在全球寻找某些领域中成就卓越的中国人才，并邀请他们加入中国政府工作，但这些海外归来人士的经历并不顺利。在他们周围一起工作的是“终身任职”的人，他们对海归人士看不顺眼，认为会对自己的名誉和前途带来威胁。因此，这些海归人士中间没有明显成功的例子。虽然中国现在需要有经验和有广阔背景的领导人来处理复杂的问题，但是朱镕基把够资格的局外人引入政府的这个实验基本上已被放弃.问题还不仅是政府内外的流动性不存在，在政府内的升迁与否，还经常取决于处理人事关系时是否会使用手腕，为获成功能否不择手段。对部级官员来说，存在着流动升迁得过于频繁的现象，例如，一个国有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会突然被调到一个省级的领导岗位上。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政府对领导人才的渴求，愿意从任何地方把人才调到任何所需之地。但是这种急剧的岗位转换，限制了领导能力的有效发挥，被调换者没有太多的时间了解自己的岗位，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政策执行的效果，还要面对下属的抵触，因为下属确信这些官员很快会被调走，因此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最聪明的中层官员，还可充分利用上级领导走马灯式的进进出出，为自己图利。在中国政府内，这种情况被讥讽为“在处长领导下的部长责任制”。

使问题更糟的是，低层官员所面对的问题正好与部长们和那些被选定将来当部长的官员所面对的问题相反。对低层官员来说，进出的流动性是不存在的，而体制内的流动也很困难。这使得大部分官员必须耐心地留在政府的一个小“窖”里工作，直至升到一个相当高的职位后，才有希望可以动一动，但这还得看运气。这一因素使得低层官员不敢冒风险，不愿创新，不肯坚持，因此，也就无法保持政策的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