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的垄断性与反限制竞争

专利权的垄断性与反限制竞争

专利与垄断有着很深的渊源，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含义的专利法-1623年英国专利法就称为《垄断法规》。虽然许多国家有禁止私人垄断的反垄断法，但专利法却是积极地允许垄断，从而在反垄断法上开了一个大洞。(注：吉藤幸朔著，宋永村、魏启学译：《专利法概论》，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从专利制度的实质看，它要求发明人将其发明公开，作为对价，国家允许发明人在一定期间内对其发明创造享有独占权，即对发明有权实施合法的垄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利领域不存在反垄断问题。当专利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超出了专利权允许的界限范围，构成专利权滥用时，应受到反垄断法的禁止。在专利实践中，专利权人在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专利时，附加限制是一个通常的做法，如附加使用限制、区域限制等。这些限制本身往往属专利权内容的一部分。当限制减少了竞争或构成不公正交易或歧视时，反垄断法不能轻易判其违法并予以禁止。不过，当专利权行使使所附加的限制“不合理”地损害了竞争时，仍然有受反垄断法谴责的危险。(注：曾士兵：《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不难发现，对专利权授予一定的垄断与反限制竞争之间存在着统一和冲突，两者既相生又相克。

首先，从两者相生方面看，作为专利权客体的智力成果，往往是初始权利人为竞争目的或在竞争过程中的创造。对这种成果采取独占的方式加以保护，可以使经营者能够事先根据法律将可能赋予的独占程度，比较明确地预期其技术开发和创新投资的回报，从而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更好地释放其竞争潜能。而每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也必将激励竞争，这势必给国民经济和公众利益带来好处。其次，专利权是一种无形财产，其同一权利客体可以同时为许多主体所占有和使用。通过专利法加以保护，可以保护正当公平的竞争秩序。再次，竞争经济的另一重要目标，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专利权的保护也常常能达到这一点。(注：陈芳：“试论垄断与限制竞争行为：两种不同的法律现象”，《法学评论》1997年5月。) 例如通过对假冒专利和冒充专利的禁止和查处，使消费者真正享受到专利产品所带来的益处。因此，实践中的专利法是推进竞争的，并未因给予专利权人的垄断性权利而阻止了竞争，正如1985年一位美国反托拉斯官员所言：“反托拉斯部门早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敌对似乎是一种基本上不正确的认识的结果，即认为在反托拉斯法的目标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目标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经济冲突。”“当对竞争作出更完全的经济分析时，很明显知识产权保护会推动竞争，它可以鼓励公司通过发展新技术而促进竞争，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提供更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注：刘茂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其次，从两者相克方面看，专利权与经济竞争之间，又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冲突，时常陷入二难境地。第一，专利权是一种排他性的独占权，因而是一种受保护的法律意义上的垄断。但如果不正确的行使这种垄断权，则会对发明创造成果的传播与实施造成障碍，不仅不能使智力资源合理分配，还会阻碍技术成果的推广实施。如一些科技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家唯恐先进的新技术破坏了他对某项产业已经取得的垄断地位，常常高价收买专利，然后束之高阁，不予实施，以达到其攫取最大利润的目的。第二，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专利权的垄断会成为某种经济垄断的重要因素乃至关键因素。(注：曾山金：“论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4月。) 这往往成为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斗争的焦

点。技术、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实行专利制度，除了为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发展经济外，主要目的在于吸收新技术，将专利发明应用于本国的产业实践，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则希望利用在发展中国家申请专利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继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而，发达国家虽积极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专利，但往往并不愿意在专利授予国实施专利。第三，由于专利赋予的“特权”，有些专利权人甚至以非法行使专利权的形式，达到其反竞争的非法目的，行使超出权利允许的界限范围的权利。例如通过许可他人使用但附以反竞争性的限制性商业条款。这类条款主要有：不质疑条款、单方独家回授条款、一揽子许可、指定技术来源、指定进货或销售渠道、货物搭售、不竞争条款、产量质量或价格限制、客户和地域限制、期满后的使用限制、自动延期条件、按无关产品计算许可使用费等。

专利权的垄断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法鼓励的经济竞争之间，无论从立法本意和具体执行情况来看，既存在着本质上的统一，又包含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集中体现为对专利合法垄断权的不正当行使-滥用专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