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原则中历史征税原则概述

税收原则中历史征税原则概述

建立税收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又称税制原则。它集中反映了社会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征税意志。

历史征税原则

我国历史上的征税原则论是比较丰富的。归纳起来，大致是从四个方面的需要出发而提出来的。一是从争取民心、稳定统治秩序出发，强调征税要合乎道义、公平、为公为民等原则，二是从发展经济的需要出发，强调征税要坚持适时、有度、培养税源等原则。三是从组织财政收入出发，强调征税要采用普遍、弹性、税为民所急等原则。四是从税务管理的要求出发，强调征税要贯彻明确、便利、统一、有常规、有效益等原则。这些原则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一面。而每一原则又有其特定的意义。

有义原则

即强调国家征税要合乎道义。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取”。“有君子之道，其使民也义“。这里强调的“义”，就是要行仁政、轻徭薄赋。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轻征赋税有利于争取民心，使统治者长治久安。所以，历代思想家都重视这一原则。

有度原则

即强调国家征税要适度。《管子》一书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国虽大必危”。所以，应坚持“取于民有度”的原则。 历代思想家都强调取民有度，但对有度的标准认识不一致，大都强调征税量不能超过人民负税能力允许的限度。

有常原则

即强调国家定税要有常规，税制要相对稳定。傅玄针对魏晋时期税制兴废无常，影响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定，指出，应坚持赋税有常的原则。“国有定税，下供常事，赋役有常， 而业不废”。而要做到“制有常”，关键在于中央决策者和地方官吏的行为规范化。傅玄强调税制稳定，但并不反对随着形势的发展对税制作必要的改革。

统一原则

即全国的税政要统一。商鞅主张全国税政统一。“上一而民平，上一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就是说，国家税政统一，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没有歧视，人民就感到赋税公平，就能取信于民，官吏也不便营私舞弊了。

弹性原则

强调赋税的征收量有伸缩性，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孟子反对征定额税、主张丰年多征、灾年少征。《管子》将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提出不同的年成依不同的税率征收，最坏的年成“不税”成“驰而税”。 至近代，将弹性的原则作为评税的重要标准。

普遍原则

强调征税的面要宽，纳税人要普遍。《周礼》提出，国中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要交纳赋税。耕田的贡九谷;经商的贡货物;从事牧业的贡鸟兽;从事手工业的贡器物;连无职业的也要“出夫布”。

均平原则

强调征税中应做到的均平合理。但各思想家强调的角度不同。 一种认为，按负担能力征税才算均平合理。 第二种认为，征税不分贵贱强弱，一律平等对待方算均平合理。第三种认为，征税既要坚持“横向均平”，又要坚持“纵向均平”。即能力相同的人同等纳税，能力不同的人纳不同的税。

明确原则

即强调让纳税人对征税的有关规定有明确的了解。《管子》指出，让人民知道赋税征收的比重是合适的，“审其分，则民尽力也。”苏绰认为，贯彻明确的原则，对征纳双方都有利。刘晏在理财治税中，坚持了明确的原则，做到了“知所以取人不怨”。

适时原则

强调征税所规定的时间和时限要适当。很多思想家强调征税要适时。孔子提出“使民以时”。荀况提出“无夺农时”。《管子》还认识到，纳税的时限规定应适当，时限越短，纳税人所受的损失越大。纳税人为了在规定的时限内完纳赋税，在出售产品中不得不接受商人压价的盘剥，时限越短，所受的降价损失越大。

便利原则

强调定税应尽量给征纳双方以便利。《史记》载，夏禹时就注意定税中方便纳税人。“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货币税取代了实物税，又进一步给纳税人带来便利。杨炎推行的两税法，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除均平税负、增加财政收入等目标外，还考虑了征纳双方便利的需要，简化了税制。

为公为民的原则

强调国家只能为公为民而征税。荀悦指出，国君应有“公赋而无私求”，“有公役而无私使”。丘浚强调，国家征税应“为民聚财”。凡所用度，“必以万民之安”不能“私用”。严复提出，赋税收入不应只供少数统治者享受，应“取之于民，还为其民”，为民兴公利、除公害。

增源养本原则

强调国家治税中要重视培养税源。荀况认为，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税收是财富的末流，国家应“节其流，开其源”。司马光也强调要“养其本而徐取之”。

税为民所急原则

强调选择人民必需的生活、生产用品征税，以保证税收充沛、可靠。在战争年代或财政困难时，从组织财政收入的需要出发，统治者常采用这一原则。桑弘羊在汉武帝对外用兵时，为筹军费实行过盐铁酒专卖，寓征税于价格之中，取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刘晏也认识到：“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