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有关遗失物的规定是怎样的

一、民法典有关遗失物的规定

第三百一十四条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第三百一十五条  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

第三百一十六条  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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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七条  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第三百一十八条  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第三百一十九条  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适用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二、我国法律关于拾得遗失物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1、拾得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务，通知失主的义务，交存保管机关的义务，返还义务以及毁损灭失遗失物时给予赔偿的义务。而拾得人享有的权利，仅仅为得以请求偿还必要费用。民通意见第132条对“必要费用”做出了解释，包括在管理或服务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过程中实际受到的损失，如管理费、维护费和为了交还失主所支付的交通运输费用等。并且，现实中如果拾得人与失主就“必要费用”发生争议，拾得人还需举证证明这些费用的存在，若无法举证或者证据不足，则这一部分支出也不能从失主处得到补偿。相反，遗失人仅仅需要支付很少量的“必要费用”甚至口头上予以感谢，就有权取回遗失物，遗失人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物的丢失却不用承担任何不利后果。

权利义务统一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在同一民事法律关系中，各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应做到基本对等与合理，不能失衡，而在我国现行拾得遗失物制度之下，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这是有违民法平等公平原则的。

2、报酬请求权和留置权欠缺

(1)使拾得遗失物制度成为“空中楼阁”

第一，否定报酬请求权，直接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有违法学理论。法律作为社会行为规范，有其适用的局限性，应当由道德规范来调整的领域，法律就应当止步。考虑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制度在设计时，应当尽量以社会一般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为出发点，而不应当主观性的以少数的“极善”或者“极恶”为标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讲，要求绝大多数普通公众都坚守美德，过于理想化，这种应然和实然间的过大差距，使得这项制度难以获得普遍认可和遵守，进而失去其制度价值。

第二，否定报酬请求权，不符合法律经济性的要求，不利于遗失物的返还。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个预先的评估，自己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又能够取得多大的收获，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尽可能追求自己可以获得的最大利益;最终的利益越大，实际实施这一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拾得人负有诸多义务，仅有权请求支付必要费用，且这一请求也因为需要对此举证证明而难以获得保障，成本远大于利益，而最有利的情形下也就是成本与收获持平。基于这种预见，人们最好的选择就是不作为。这将导致两种后果：有些拾得人会因为拾得行为会凭空“惹来”种种义务，干脆视而不见，发现了遗失物也不捡拾，以规避这一制度，又或者因为返还成本过大，甚至使自身遭受损失，而基于机会心态选择不返还，这些情形均不利于遗失物的返还，甚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负面影响。不论对拾得人还是失主而言，这种“双输”局面都是最不经济的。

第三，否定报酬请求权，并不能实现立法预期的价值目标。

确认报酬请求权，并不妨碍人们坚持和发扬传统美德。从拾得人的角度看，法律旨在鼓励“拾金不昧”、“施恩不望报”等传统美德，因此认为索要报酬是动机不纯，这种自私功利的思想应当摒弃，但从失主的角度看，“知恩图报”、“善有善报”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精神所在，对于拾得人的帮助，失主给予报酬是合情合理的，拾得人受领也并无不妥，人们不能因此认为他不道德。有的拾得人返还遗失物后，请求给予报酬，失主甚至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理由拒绝。法律对拾得人单方面的提高行为标准，苛以义务，是不公平的，没有将双方放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权利是一种资格，是一种应然状态，同时也是可以处分放弃的。主张拾得人有权获得报酬是法律赋予的一项法律资格，如果拾得人自己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满足，可以自己选择放弃获得报酬的权利，这并不违背发扬传统美德的价值目标，也更符合民事法律作为私法意思自治的大原则。

许多国家在民事立法上都赋予了拾得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即在经过通知或者公告找到失主时，拾得人享有法定比例的报酬请求权，失主不予支付该报酬的，拾得人有权留置拾得物。我国民法尚未承认拾得人有报酬请求权，没有这一权利基础，留置权也无从谈起。

(2)使悬赏广告制度处境尴尬

否定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但对悬赏广告做了例外规定，“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对于悬赏广告的性质，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依据该规定，可以认为悬赏广告有要约的效力，而拾得行为构成承诺，双方之间形成合同之债，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如失主不按照广告约定的内容履行其承诺，就构成违约，拾得人有权请求广告人承担违约责任。悬赏广告的本意，是为了激励拾得人尽快归还遗失物，但实务中发现情况往往出人意料。因为我国法律不承认法定报酬请求权，而如果失主发布悬赏广告，拾得人就有权要求支付报酬，造成拾得人往往持有遗失物坐等悬赏广告，反而不利于物归原主，这样的结果，恰与该制度设立的初衷相悖。

3、排除了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拾得人不能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如果不履行通知或交存义务，就认为主观上有将遗失物据为己有的意思，构成侵权，不仅无权处分遗失物，其持有状态也是缺乏合法依据的。而对于交存的遗失物，《民法典》规定，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这一规定，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拾得人交存的无人认领的遗失物，由国家取得所有权，缺乏正当性基础。拾得人付出了“劳动”(拾得遗失物并履行保管、通知或交存等种种义务)，在自己和遗失人之间事实上形成了无因管理之债。其实，拾得人本来可以一直自己管理遗失物，等待失主前来认领，他之所以将遗失物交存是为了遗失人的利益和基于对政府的信赖——相信政府能更快更好得实现物归原主。现代社会政府的定位是服务型政府，有关部门收到交存的遗失物后进行管理和公示，均是其服务的内容，换言之是政府应尽的义务，此种情况下，作为债权人的拾得人都无权取得物的所有权，服务性的政府却可以将其归为国有，这样规定违反了普通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也违背了民法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第二，排除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本身不经济。假设如前文所述拾得人没有交存遗失物而是自己持有以等待失主，但一直无人认领，拾得人虽然直接占有遗失物，却又无权对其进行使用、收益和处分，物之权利人空有权利而不能行使，遗失物即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不符合经济观念。同时，遗失物财产关系本身也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不稳定状态，背离了制度设计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