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的巨变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吧!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是一个极端利己、专横跋扈的人，他让世行副行长去给他取行李，让身居高位的女主管给他端咖啡。在豪华的世行总部走廊里，他会对经理们恐吓说：“你们怎么还待在这儿”由于敏感易怒、不甚可靠，他总遭到愤怒的批评。因为无法与他人建立相互信任，他总是自己来完成本属于别人的工作，但他仍幻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也可能沃尔芬森是一个颇具远见的领导者。或许他意识到了，为了解救全世界30亿为贫穷而挣扎的人，就必须大力重组这家效率低下、无所事事的机构。为了同饥饿、疾病、贫穷这些苦难作斗争，他无私地放弃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小投资银行巨额的财产。他是一个行为高尚的人，一个充满智慧、富有魅力的人，为了实现理想，他动用了4亿美元的私人财产以及巨额的世界财产和权力。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事实上，在《世界的银行家——失败的政府、金融危机、国家贫富的故事》(The World誷 Banker: A Story of Failed States,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一书中，沃尔芬森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双重性格。这本书通俗易懂，它不仅仅描绘了沃尔芬森相互矛盾的复杂性格，同时也对沃尔芬森(在世界银行)的两个5年任期作了有争议的论述。沃尔芬森任职期间是世界银行60年历史上变革最大的时期。目前，他的第二个任期即已近尾声。

　　作者写道，1995年沃尔芬森接管世界银行的时候，银行举步维艰：银行专业人员“狂妄自大”，银行贷款条件“苛刻无理”，项目频频失败。那时世界银行每年掌控着2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用于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修建大型水坝和水利项目，但是它根本就未曾考虑这些项目可能会对环境和当地居民造成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巴西修建的一个项目曾毁掉了13万平方公里的亚马逊雨林。

　　世界银行过去坚持要求脆弱的经济体实施“结构调整”，而这些国家很久以来一直就在努力偿还贷款，但这些贷款大部分被腐败的独裁统治者贪污或浪费掉了。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这些贷款都需要偿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乌干达人均卫生保健费用仅为2.5美元，而每个公民需要偿还的债务高达30美元。极度贫困的国家受银行政策所迫，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总贷款额中用于防治艾滋病的部分尚不足1%。

　　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局外人，沃尔芬森能够发现这些缺陷，尽管很多时候他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非常明智地强调指出，虽然银行职员都受过高等教育，但知识面过窄，世界银行应该向非政府组织敞开大门，而过去世界银行的银行家们只会对非政府组织说“闲人免进”。在沃尔芬森从内部推动银行改革的同时，乐施会(Oxfam)、CARE等非政府组织援助机构已经成功地开始从外部对银行改革施加压力。结果，世界银行不仅吸纳了环境问题专家和人类学家，还有贷款国家的人员参与决策。为杜绝非洲国家政府的渎职、腐败，保证地方官员的诚信度，银行要求整个贷款过程透明化，甚至透明到要告诉学龄儿童的父母他们将看到多少个新教室。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吧!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是一个极端利己、专横跋扈的人，他让世行副行长去给他取行李，让身居高位的女主管给他端咖啡。在豪华的世行总部走廊里，他

　　银行和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关系在一段时间内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马拉比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沃尔芬森在傲慢与胆怯之间摇摆不定，这使银行受到了较激进组织的左右。马拉比详细列举了中国和乍得的水坝、管道工程，这两项明明看起来理由充分的投资，最后却由于环保机构的介入而被迫推迟和取消。

　　在这个问题上，马拉比自己对非政府组织有一点吹毛求疵。毕竟，这些“文明社会”的组织并非穷凶极恶，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基层民众组织，它们的根基来自于普通民众的需要。当然，有关“地球之友”及其兄弟组织的浮夸之说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但是这就是民主。当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游行示威，最终此次会议无果而终。马拉比却坚持认为：“没有人看到西雅图正在上演着什么。”他又错了。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拒绝接受进一步实施贸易自由化的方案，作为世界银行的姐妹组织，世贸组织早就出现了分歧。导致谈判破裂的并不是那些非政府组织，而是因为巴西、埃及、印度这些国家领导那些穷国以多票击败了欧盟和美国。

　　《世界的银行家》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刻画了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一段栩栩如生、跌宕曲折却又鲜为人知的历史也由此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