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民事诉讼中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

1、法律依据

虽然前文从理论上分析包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内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应当具有行政可诉性，但是鉴于我国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直接对当事人双方的权益施加影响，因此不能单独就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

前文所述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之规定，是不可以对责任认定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的直接法律依据。在中国，此类司法解释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尽管有学者呼吁尽快命令取消该条规定，但类似的司法解释是从中国的具体的司法实际出发，从个案总结出的经验，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达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之目的。

证据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为处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证据，必然受到证据法的制约。《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官有权在综合考虑全案的证据材料后决定是否对其采信，当事人也有权提出相反证据推翻之。因此，民事审判庭应当对责任认定进行审查，查证属实的，可以采纳为定案依据，不属实的，依法予以变更。

2、理论依据

证据原理。法院审查一项证据，必须从两方面进行。第一是证据能力，也即证据资格。一项证据必须符合客观关联性这一核心特征，才有进入法庭接受质证的可能。如果一项与案件事实无关的材料，会被首先排除在法庭之外。责任认定作为一种证据，首先法律赋予了其相应的证据资格，其有资格进入法庭接受质证。第二是证明力问题，即一项接受质证的证据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证明案件事实。这个环节是法官需要认真对待的，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各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然后确定各自的证明力。责任认定并不具有天然的证明力而应被法院直接采纳。责任认定不具有科学技术鉴定的性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认为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同的人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做出不同的认定。这就要求法院对责任认定进行细致的审查，尤其是在当事人对责任认定存有异议时。司法实践中，有的交通部门因为案件比较复杂而为作出责任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有职责对交通部门提交的责任认定书进行全面审查以确定责任。有的责任认定表述为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那么具体的责任比例也需要法院审查后确定。只要责任认定作为证据存在于民事诉讼中，它就摆脱不了被附带审查的命运。

理论依据。司法权优于行政权，行政权的行使应受到司法权的监督，不仅体现在行政诉讼中，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行为一旦做出，就不能出现与之相悖的行政行为;第二，在司法权行使过程中，行政机关不能作出与司法行为不一致的行政行为。第三，在行政行为作出后，司法权才进入程序的，不但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权进行监督，而且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附带性审查。

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不在于他的人民怎样守法，而在于国家机关是否依法办事。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重要的国家机关必须守法以维持司法纯洁性。美国学者认为，法院不应通过利用不合法的证据参与违法行为。法院不能成为“任意违反他们宣誓捍卫的宪法的帮凶”。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没有什么能比不遵守他自己的法律能更快地摧毁一个政府，更恶劣的是不遵守它得以存在的宪章。”正如大法官希兰代斯所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老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都用他的例子教全体人民……如果政府成为法律破坏者它就造成对法律的藐视，它让每一个人遵守法律而不是它自己，它这是在招致无政府状态。”最高法院“向人民――政府非法行为的所有潜在受害人保证，政府不会因其违法行为而受益”。法院通过附带司法审查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保证司法的纯洁性，保护了公民个人的权利。在违法进行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如果法院采信了这种证据，那么无疑法院成为了政府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帮凶。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之类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附带司法审查，不仅可以促使交通警察依法办事，还可以使法院裁定责任认定是否违法而维持司法纯洁性。

美国法院认为，对警察行为的规范对一个自由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不能管好警察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法制国家，警察权力的滥用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将警察权力限制到适当的程度，是实现法制的必要前提。在民事诉讼中对责任认定进行附带司法审查，可以起到监督交通警察的作用，使他们不会从事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行为，从而督促政府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