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是对交通肇事造成的结果和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具体表现所作的规定，实际上是对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条件所作的规定。这一条共有三处改变了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规定的客观条件。

限定重伤3人以上才构成犯罪，不符合刑法第133条的立法原意。

《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中第项规定：“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这里把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构成犯罪的标准提高到3人以上，换句话说，重伤1至2人的，即使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也不构成犯罪。这似乎不符合刑法第133条的立法原意。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就构成犯罪。刑法在这里对重伤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都未加限定，那就说明，不论是重伤一人，还是死亡一人，都构成犯罪。为什么《解释》只将重伤的人数提高到3人，未将死亡的人数提高到3人呢当然，死亡的结果比重伤重，致1人死亡即可抵上致3人重伤的社会危害性，这是没有争议的。但问题是，死亡比重伤的社会危害性大的逻辑关系，并不能说明重伤一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不到犯罪的程度。就像贪污300万元比贪污10万元的社会危害性大，但不能说明贪污10万元就不构成犯罪是一个道理。刑法第133条对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人数都未加限定，显然说明其意在于重伤1人也构成犯罪。因而，《解释》将致人重伤构成犯罪的标准提高到3人以上是值得商榷的。

与此相联系，《解释》第2条第2款将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另外增加了几种情形，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情形之一，重伤1至2人，即使负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也不构成犯罪。笔者以为，这也改变了立法的原意。其实，按照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只要重伤一人，就构成犯罪。《解释》另外增加这些条件，实际上是改变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交通肇事单纯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有能力赔偿的无罪，无能力赔偿的有罪。这一规定符合时代精神，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但却有超越司法权限之嫌。

《解释》第2条第1款规第项规定：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构成犯罪。这就是说，有能力赔偿的，或者无能力赔偿数额不足30万元的，就不构成犯罪。这一解释比较明显地改变了刑法原有的规定。按照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只要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就构成犯罪，法条中并无“肇事者赔偿了造成的损失就不构成犯罪”的规定。《解释》的这一规定似乎是将国外的易科制度引入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但实际上又与易科制度大不相同。因为刑法中的易科制度只是财产刑与自由刑的转换，而《解释》中的这一规定却是罪与非罪的转换。

应当如何评价《解释》这一规定的意义和价值“有钱就能买刑”与我们倡导的法治价值观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否相悖但笔者的见解与此稍有不同。在笔者看来，《解释》的这一规定大有积极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

第一，符合现代刑法的谦抑原则。何为刑法的谦抑原则简单说就是尽量减少刑罚的适用。对于危害行为，只有在排除了用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律手段予以调控的可能性之后，才有将其规定为犯罪，或者动用刑罚手段予以规制的必要。交通肇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令肇事者将他人的损失全部赔偿，正是采用民法手段予以解决的一个有效方法。此种解决方法，既可弥补被害者的损失，又可化解肇事者与被害者之间的恩怨，还可避免限制人身自由，充分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原则。

第二，让赔偿了他人损失的肇事者不承担刑事责任，不存在不平等问题。交通肇事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时，实际上是给他人的劳动价值造成了损坏。当肇事者将他人的损失给予赔偿后，也就把损失转嫁到了自己身上。这时候，原来的被害者已经不再是被害者，真正的被害者变成了肇事者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肇事者实际上是自己损害了自己，或者说是自己惩罚了自己。如果说这是“花钱买刑”的话，应该说这种“买卖”不论相对于被害者还是相对于刑罚，都是比较公平的。因为相对于被害者来说，肇事者花去的钱财，正是他给被害者造成的损失。被害者被损坏的财产是劳动得来的，肇事者用于赔偿的财产也是劳动得来的。实际上肇事者是用自己的劳动补偿了被害者的劳动。这是公平的。

第三，让赔不起的肇事者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存在不平等问题。按照《解释》的规定，如果肇事者无力赔偿给他人造成的财产损失达30万元以上，就只好接受刑罚的惩罚，被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无力赔偿数额达60万元以上，就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人可能会指责说，“这一刑罚是专为穷人设计的，不平等。”但笔者认为，这里体现的恰恰是平等，而不是不平等。因为，不论肇事者是穷是富，他总是给别人的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一点是相同的。既然造成了损失，就应当赔偿。赔偿也是一种惩罚。如果赔偿不起，应当变换惩罚方式-承担刑事责任。实际上，承担刑事责任与赔偿财产损失，只不过是惩罚形式的不同而已，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如果给他人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既不能赔偿，又不让他承担刑事责任，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不平等了。

第四，符合刑法的基本原理。如果肇事者主动赔偿了给公私财产造成的重大损失，就不再以犯罪论处，这也是符合刑法原理的。它符合过失毁坏公私财物不构成犯罪的原理。大家知道，我国刑法中只规定有故意毁坏财物罪，过失毁坏公私财物的，即使无力赔偿，也不以犯罪论处。交通肇事造成的财产损失，实际上是过失造成的，这与过失毁坏公私财物在法理上是一致的。既然过失毁坏公私财物不以犯罪论处，在交通肇事中过失损坏公私财物的，也不应以犯罪论处，何况肇事者还赔偿了损失。

第五，对赔偿了他人损失的交通肇事者不以犯罪论处，对被害者、肇事者以及对国家、对社会都有益而无害，故应大力提倡。交通肇事者赔偿了他人的财产损失之后，对被害者来说，财产的损失得到了补偿，就不会影响他的生产经营和生活质量。这对被害者显然是十分有利的。对肇事者来说，因为赔偿了他人的财产损失，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他的人身自由就不受限制，不但基本人权得到了保障，而且可以继续从事生产经营。这对肇事者也是十分有利的。

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从量刑情节上升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合立法原意。

按照《解释》第2条第2款第项的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的，若不具备至项规定的情形，本不构成犯罪，但若“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就构成犯罪。这显然是把交通肇事后的逃逸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了。但刑法第133条只是把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第二档法定刑的加重情节加以规定的，并未把它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在第一档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中，只规定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和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两个要件，更未将肇事后逃逸规定为构成要件。本来，按照刑法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重伤的，也构成犯罪。肇事后逃逸的，就应适用第二档法定刑。但《解释》先把致一人重伤从犯罪构成中抹掉，然后再把肇事后逃逸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加进去，这实际上是抬高了犯罪构成的标准，降低了刑事处罚的档次。这首先与立法原意是不相符合的。

其次，与刑事立法的传统也不相符合。在古今中外刑法上，除了把从监狱中逃跑的规定为脱逃罪之外，从未把犯罪之后逃避法律惩罚的行为作为犯罪的条件进行规定的。比如，法律从未规定，杀人后不逃跑的不构成犯罪，逃跑的才构成犯罪。过失造成火灾的，法律未规定，不逃跑的不构成失火罪，逃跑的才构成失火罪。

再次，与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论和因果关系论也不相符合。就犯罪行为来讲，理论上有行为终了之说。当犯罪行为终了之后，再发生的其他行为就不能与终了前的行为并列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比如盗窃行为终了之后的销赃行为不能作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至于盗窃之后的逃跑行为，就更不能作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了。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为是已经造成重大事故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当违规行为已经造成重大事故的时候，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为就已经终了了。肇事行为终了之后的逃跑行为与肇事行为根本就不具有相同的性质，它根本就不能作为肇事行为的一部分而成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就刑法因果关系来讲，最浅显不过的道理是原因总是在前，结果总是在后。结果发生之后的行为不可能成为结果的原因而成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当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因果关系已经形成，肇事是原因，伤害是结果。肇事之后的逃跑行为发生在伤害结果之后，因而它不可能成为伤害的原因。如果被害人因未得到及时救助而由伤害发展为死亡，那么，致死的原因是肇事行为加不救助的不作为行为，仍然不是逃跑行为。既然逃跑行为不是伤害或死亡结果的原因，它就不能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