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有余补不足

2009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浙江省进行了一项“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社会稳定的三大因素中，“贫富差距”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腐败”，领先于“社会治安”。课题负责人杨建华告诉记者，115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显示，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达7.5，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达6.9，都在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42左右。“全国保守估计在0.46，有的学者估计在0.49，”杨建华说。

一般认为，总体基尼系数值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3～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相当悬殊。

在上述调查中，包括公务员、企业主、高管、公司职员、农民工、学生在内的八成受访对象认为贫富差距在继续拉大。

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高度分化，在社会中形成了非常明显的高、低收入阶层或者说富有与贫困阶层。

目前，国内的收入差距悬殊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阶层之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小，资本收益占比过大。有关专家反映，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交替加速，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劳资矛盾加深。其中税收调节不力，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现行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不够。税制体系在结构上的突出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有学者研究指出，2007年全国流转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0.8%左右，所得税占比为26.2%。直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比较少，除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车船税外，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个人收入调节体系。这种税制格局虽有利于取得财政收入，但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

另外，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税种设置不科学，调节手段单一。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其他对调控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的税种严重缺位，特别是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税收调节手段。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有限，高收入者少缴税的现象十分突出。同时，消费税也不完善，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

受访专家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覆盖个人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比如在取得收入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在消费环节征收一道消费税，对个人拥有的财产征收财产税，最后在遗产环节征收遗产税，就可以形成一个对收入分配完整的调控体系。近期，需完善个人所得税、调整消费税税目，开征资本利得税。

接受采访的多位工薪人士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完善关键在体现公平，过节费、饭贴、交通补贴之类的体现人文关怀的“小钱”，不要纳入个税税基。“这种税给人的感觉是，总是从小老百姓头上刮钱。高收入者对征这点税是不在乎的，我们这些靠工资养家糊口的，生活成本本来就很高，再拿走哪怕几十块、百把块钱，就意味着要少消费这么多。”上海工薪收入者王有德说。

专家建议，消费税税目可以考虑将一些高档滋补品和保健药品、高档桑拿美容、高尔夫球、卡拉OK等高档娱乐活动纳入征收范围，消费税税率的结构也应该进一步深化，考虑把烟酒产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重新分类，对其中的一级高档品提高税率。

开征资本利得税是最近民间非常强烈的呼声。厦门大学客座教授余云辉博士说，今年1月份税务总局已经明确对限售股转让所得征缴个人所得税，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大一步，对投资证券市场、房地产所得征税。“财富群体的巨额财富来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楼市和股市，这一趋势非常明显。很多人打着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幌子，其实，股市中散户很少能盈利，大部分钱是被大投资者拿走的，应该征收这些人的所得税。楼市如果开征高额利得税，对遏制炒房会立竿见影。”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中长期可考虑推出物业税、遗产与赠与税。物业税在我国已酝酿多时，从世界经验看，推出这一税种只是时间问题。政府不可能一直靠卖地来获取收入，新的拆迁条例执行后，城市动迁将越来越难，成本会迅速增高。征收物业税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如何操作好，可考虑渐进推行，税率从低开始，随着时机成熟慢慢上调。

赠与税和遗产税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税种，赠与是生前转移财产，遗赠是死后转移财产，都是财产转移税，可实行统一的遗产与赠与税，其税率应该是累进税率，而且其累进级次和最高边际税率应该高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级次和最高边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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