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调查报告

两年间，我院共受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 .

一、案件特点分析

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中，以二次犯罪案件居多。第二次受到司法机关处罚的未成年人占总数的92.5%;第三次受到处罚的有2人，第五次受到处罚的有1人。

从重新犯罪的时间间隔上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从时间间隔上看，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占总数的45%;间隔3年至6年的占总数的22.5%;6年至10年的占总数的15%;间隔10年以上的占总数的17.5%.

初次犯罪与重新犯罪的罪名重合度与其犯罪间隔成反比。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为61.1%;犯罪间隔为三年以上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仅为22.7%.由此可以看出，犯罪间隔时间越短，罪名重合度越高，且罪名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而犯罪间隔时间较长的犯罪嫌疑人，其再次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情节也趋于严重，被判处的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

团伙犯罪现象在重新犯罪中不明显。未成年人在初次犯罪时互相撑腰、壮胆，所以团伙犯罪现象比较明显;但在重新犯罪时，由于其年龄、身体的增长，多数不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单独实施犯罪行为。

从犯罪动机上看，再次犯罪的动机比较单一。犯罪嫌疑人在初次犯罪时的动机比较多样：有为泄私愤故意伤人的，也有受不良影片影响一时冲动的，有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的，还有的是为获取金钱;而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时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在校生初次犯罪后绝大多数流向社会，外来务工未成年人原本就缺乏监督约束。在实践中，在校生一旦犯罪，就被打入另类：或是被送往工读学校，或是被开除学籍推向社会。而不愿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而拒绝入校的未成年人，实际上等同于流向社会。实质上多数犯罪的在校生没有返校学习的机会，只能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这部分未成年人更容易再次犯罪。而未成年外来京务工人员来京后处于游荡状态，没有相应监督机构，在服刑期满后如无正当工作，很多会再次犯罪，成为惯犯。

暴力型犯罪主体在犯罪前多受过相似暴力侵害。犯罪学生所在学校的周边，往往存在不良社会氛围：如高年级同学或退学同学的拦路滋扰，社会青年的敲诈勒索等，一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尤为严重。由于学校及相关部门没有有效措施，或是没有长效治理机制，致使一些受害未成年人思想发生变化，不认为这种现象是犯罪，反过来拉帮结派，以暴治暴，从暴力受害人转为加害人。

犯罪主体的家庭教育多存在问题。不论是来自离异家庭还是普通家庭，普遍存在家长对未成年人疏于管理或是只知虚寒问暖、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的状况。特别是在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没能及时将未成年人引向正途。二、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深层原因分析

犯罪未成年人的“二次污染”情况值得忧虑。一些未成年人由于交友不慎或是一时冲动触犯法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或是执行刑罚期间，在牢房内受到同号犯人的教唆、传染，会沾染上很多不良习气，甚至学习到各种犯罪的方法。等到其刑满释放时已经变成“五毒俱全”的社会不稳定人员。这样的关押环境不适合未成年人的改造。

令人惊异的是，一些未成年人不以坐牢为耻。“坐牢前受气挨打、坐牢后扬眉吐气”的奇特现象使部分未成年人沉溺于“扬眉吐气”的快乐中。一些问题少年和社会青年有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心理，对在校学生颐指气使、连打带骂，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则存在惧怕心理，唯唯诺诺。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不会体会到受刑事处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坐牢反而使自己在“朋友”和欺负过自己的“敌人”人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可以召集众多社会青年对以前欺负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而不必担心遭受袭击。

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确认识“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在其看来，犯罪被抓也不过是被取保候审再被判处缓刑，不用坐牢也不用受苦。在心理辅导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法律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威慑力大大减弱，使未成年人产生“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思想。

沿袭以前的不良生活习惯和朋友圈子，是重新犯罪的重要诱因。未成年人被判缓刑后或是刑满释放后，多赋闲在家，一时难以重新回归社会，而原来的朋友都找上门来，不良生活习惯继续延续，未成年人的行为就在不构成犯罪与构成犯罪的边缘徘徊，很容易再次触犯法律。

未成年人的犯罪心里矫正工作缺失严重。在现阶段，单纯法律惩罚不能达到教育矫正目的;而学校老师在课余的简单说教，无法成功完成心理矫正辅导;如果家庭又没有做到耐心帮助和教育，又将其推向学校和社会，未成年人有一种被抛弃感，继而在不良社会青年的小团体中寻求归属，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学校和有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的治理缺乏实效。在当前的一些学校，老师们在保证教学质量之余，多以“保证学生在校时间安全”为标准进行管理，对学生走出校园后遇到的问题无暇顾及，使得学校周围发生的社会青年滋扰学生现象比较突出。学生轻则被抢走小额金钱，重则被殴打至伤，严重危害了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使一些人形成“暴力至上”的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暴制暴”，从受害人变为加害人。

家庭教育没有发挥有效预防作用。在重新犯罪的案件中，家长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方式一般都存在问题：不是过分溺爱就是不闻不问;不是窒息管束就是放任自流。但有一点大致相同，就是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关注甚少，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这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而成年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基本形成定势，如果没有外界帮助，家长往往很难自行发现教育方式的缺点。家长得知孩子犯罪后在失望和焦急心情的驱使下，反而会出现更为不当的教育形式，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帮助未成年人矫正不良思想和行为，还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教育效果。

三、当前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中存在的问题

“谁都管、谁也管不深”的多部门分段保护，严重制约此项工作的发展。

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处于多个部门分头进行但都无法深入下去、只能点到为止的状态。检察院在侦查监督处、起诉处都设有专门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办案组，在预防处还有专人负责青少年犯罪预防。在法院、公安也设有类似的部门和办案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在程序上公检法各管一段的未成年人矫正方法成效甚微。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仅靠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顺带进行不是有效举措。预防总体思路圄于狭窄，程序改良现象成为主流。

现阶段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以在司法阶段的程序保护为主，而对其人格转化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

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方面，有不少关于程序改良的先例：如公安系统对轻型犯罪的未成年人尽量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检察系统对此类案件加快审理节奏，减少犯罪带给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一些法院采取“缓审”制，或是“前科淡化”制，还有的采取“圆桌审判”，以此消除犯罪记录可能带给未成年人的人生伤害。但是，应该看到，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只限于司法机关在程序上的试点改良，涉及未成年人思想转化的少之又少，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全社会都参与进来的“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体系”，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效果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连贯性。

在保护、转化方式上过于程式化。

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上，各部门工作人员基本上都采取程序化帮助、说教式为主的方式。就是指程序上规定要进行教育就口头说几句，且以套路说教为主，对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和心理状况知之甚少。这样的教育枯燥生硬，未成年人根本听不进去，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收效甚微。这是现行矫正制度的明显缺陷。

没有配套有效的“心理矫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各种保护性规定不但不能起到教育挽救的功能，反而减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