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赔偿与死刑的限制适用问题

【限制死刑】民事赔偿与死刑的限制适用问题

一、前言

在我国现阶段周全废止死刑还不现实的情形下，要使死刑政策、死刑轨制与死刑合用成为一种理性的实践，当务之急就是理当增强死刑的司法节制，即要切实削减和严酷限制死刑的合用。而若何切实削减和严酷限制死刑的合用，按摄影关司法实践及其研究，裁夺量刑情节就是最为关头的打破口和切入点。经由过程裁夺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合用是死刑司法节制的一条很是主要而又现实的路径。对比于其它的死刑司法节制路径，这一主要路径对死刑的节制着重于对个案中死刑的限制合用，在运作上更为内敛缓和和，更轻易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为未来我国铲除死刑奠基精采的社会基本。在司法实践中，法定量刑情节一般易受到正视，但对裁夺量刑情节的正视则不够。其实，对于刑事法官来说，能够让其阐扬自身的主不美观能动性，有用地降低死刑合用的恰是裁夺情节。如不美观刑事法官都能在当真地考虑裁夺从轻盈节的基本上，从严节制死刑的合用，那么可以估量，我国死刑判决的数目必然会大大降低。[1]驰誉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也精辟地指出：“正视裁夺量刑情节在节制死刑合用中的浸染，理论上是有按照的，实践中是可行的。”是以，我们理当积极经由过程裁夺量刑情节严酷限制死刑的合用，而非被动和消极地期待立法上削减和废止死刑。因为这不仅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之举，而且也是切实推进我国死刑由限制向废止之路本色性迈进的主要行动。可以说，高度正视裁夺量刑情节限制死刑的合用，必定会对削减和严酷节制我国的死刑阐扬主要浸染。

众所周知，平易近事抵偿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很是主要而又备受关注的裁夺量刑情节。在刑事诉讼中，加害平正易近民身权力犯罪案件凡是都附带有被害方提起的平易近事抵偿之诉。若何措置好平易近事抵偿缶倏刑出格是死刑合用的关系是当前刑事审讯工作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平易近事抵偿与死刑合用的关系重大而懦弱：一方面，措置好二者的关系能够使附带平易近事诉讼原告人尽可能地获得蜗质抵偿，有利于弱化被害方的激怒情感和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协调;另一方面，二者的关系处在正义的边缘，把握欠好则会造成处刑上的贫富差距甚至呈现“以钱赎命”现象，违反法令合用的平等原则，并损害公家对刑法无偏私性的认同与忠诚。可见，正确措置好平易近事抵偿与死刑合用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死刑的限制合用以及合用刑监囚犯平等原则，关系到死刑政策的贯彻、正义的维护甚至社会的协调不变。是以，深切研究平易近事抵偿以限制死刑合用的问题是有主要意义的。那么，若何经由过程平易近事抵偿限制死刑的合用呢不无遗憾的是，今朝我国刑法学界对其的研究还很亏弱。有鉴于此，本着为切实推进我国死刑限制甚至废止历程进献力量的初衷，我们拟睁开对平易近事抵偿与死刑限制合用问题的理论试探。

二、平易近事抵偿影响刑事责任的依据

我国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并没有明晰划定平易近事抵偿可以影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相反，按照刑法典第36条第1款的划定，对于“因为犯罪过为而使被害人蒙受经济损失踪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以刑事赏罚窃噩并应按照情形判处抵偿经济损失踪。”可见，抵偿经济损失踪是犯罪分子应履行的法界说务之一，并不是一种权力。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积极自动抵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踪的，犯裟せ般城市酌情从宽赏罚。易言之，平易近事抵偿可以影响到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承担。那么，平易近事抵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何在呢在我们看来，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剖析，一是平易近事抵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法令依据，二是平易近事抵偿影响刑事责任的理论按照。

平易近事抵偿影响刑事责任的法令依据

虽然现行立法并没有对平易近事抵偿这一情节进行明晰划定，但这只能声名平易近事抵偿不是一种法定量刑情节，并不代表这一情节对被告人刑事责任巨细的影响没有法令依据。事实上，平易近事抵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轻重是有充实的法令依据的。

首先，按照刑法典第61条的划定，“对于犯罪分子抉择科罚的时辰，理当按照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风险水平，遵照本法的有关划定判处。”可见，犯罪过为对于社会的风险水平是法院量刑时必需考虑的主要身分。显然，被害人蒙受的损害巨细是搜罗在犯罪过为对社会的风险水平的评价之中的，故而如不美观被告人或者其亲属积极抵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踪，减轻对被害方的损害，也就剖清楚明了行为的社会风险性水平有所降低。此其一。其二，按照刑法学界的理论通说，该条中所指的情节是指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当然搜罗犯罪后是否积极进行平易近事抵偿这一裁夺量刑情节在内，是以，平易近事抵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巨细是有法令依据的，只是基于法令说话的精练和高度归纳综合而未明晰。

其次，从有关司法诠释和司律例范性文件来看，法院可以把平易近事抵偿的情形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如最高人平易近法院于1999年10月印发的《全功令国法公法院维护农村不变刑事审讯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坑农害农案件，要实时依法措置。对犯罪分子判处科罚时，要注重尽最大可能挽回农人群众的损失踪。被告人积极抵偿损失踪的，可以考虑恰当从轻赏罚”;最高人平易近法院于2000年12月公布的《关于刑事附带平易近事诉讼规模问题的划定》第4条划定：“被告人已经抵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踪的，人平易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最高人平易近法院于2004年6月公布的《关于依法惩处出产发卖伪劣食物、药品等严重破损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通知》第3条指出：“被告人和被告单元积极、自动抵偿受害人和受害单元损失踪的，可以酌情恰当从轻赏罚”;最高人平易近法院于2006年1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诠释》第19条第2款划定：“被告人对被害人物质损失踪的抵偿情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最高人平易近法院于2010年2月初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定见》第23条也明晰指出：“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抵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裁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上不难看到，上述司法诠释和司律例范性文件都明晰反映了一个根基精神，即平易近事抵偿情形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是有主要影响的，法院可以据此对被告人恰当从轻赏罚。

平易近事抵偿影响刑事责任的理论按照

关于平易近事抵偿影响刑事责任的理论按照，首要默示在三个方面：

1.积极进行平易近事抵偿反映了被告人有必然的悔罪默示，剖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这是平易近事抵偿情节影响刑事责任的首要理论按照。被告人积极进行平易近事抵偿，裁量科罚时考虑到这一情节，恰当对被告人从宽赏罚，不仅可以有用地避免“空判”现象，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本，而且也便于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刷新，使其认罪服法，预防其再犯罪，从而更好地实现科罚的目的。正如德国刑法学家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和托马斯·魏根特曾精辟地指出，行为酬报损害抵偿和被害人息争所作的全力，使得犯仔念捆扎现实幕蚍缥现实暮蟛幻拦奂跚幔它基于分歧的原因降低了赏罚的需要性。首先，预防的科罚需要被降低：行为人经由过程其损害抵偿的全力剖明，他认可其罪责，以至于不需要用科罚来证实规范的有用性。此外，自愿的损害抵了偿经常剖明，就预防行为人继续犯罪目的而言，不需要对他施加持续的影响。再者，行为人经由过程损害抵偿的全力，如供给蜗质的、风蜗质的，以便找到被害人予以抵偿，这样事实上他已经将一部门科罚服刑完毕。也就是说，因为行为人的损害抵偿全力，科罚的多种目的已经实现，制裁可被减轻。

2.积极进行平易近事抵偿也在必然水平上减轻了犯罪过为对于社会的风险。从社会风险性的角度看，被告人抵偿不仅仅是履行法令划定的义务，也是在积极填补损失踪，削减犯罪的风险后不美观。社会风险水平的权衡当然理当搜罗损失踪的巨细、被害方现实受到影响的巨细。虽然损害抵偿今朝仅限于物质损失踪，但至少可以在客不美观上缓较吒罪造成的现实损害，这也意味着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过为的社会风险性在减小。按照犯罪过为社会风险性的这种趋轻转变，在量刑时对被告人恰当从宽赏罚，恰是贯彻罪责刑相顺应和科罚个体化原则的浮现。

3.积极进行平易近事抵偿具有主要的刑事政策意义。犯罪在形式上直接默示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同化着严重情感对立的一种社会冲突。刑事政策的使命就在于消解这种社会冲突，而能否消解的关头在于能否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直接对立的益处冲突中寻找益处的平衡点。益处的平衡点首先默示在经由过程合理的刑事追诉轨范给以犯罪人依法应得的赏罚，使被害人的报复欲望和正义诉求经由过程合理轨范以及恰当的赏罚获得知足，从而缓解其复仇心理，强化其对法令的尊敬和认同。其次，益处的平衡点还理当默示在经由过程合理的刑事被害人抵偿机制，填补被害人因犯罪而蒙受的损害，从而给犯罪人一个直面悔罪、从头做人的机缘。如不美观明晰划定平易近事抵偿可以影响刑事责任，就可以充实呵护被害人的正当权益，促进社会不变，实践中不乏其例。如实践中我们经常碰着的难题是，犯罪过为致使也手翰庭的经济支柱陨折，导致小孩无钱念书、白叟无人赡养。而犯罪人往往是没有任何经济基本的年青人，即使法院判处犯罪人必然数额的刑事抵偿，一般也难以兑现。同时，因为犯罪人被判处了死刑，犯罪人的亲属即使有前提、有能力，也不愿意辅佐犯罪人履行抵偿义务。导致的结不美观是，判决的刑事部门被执行了，而附带平易近事抵偿部门却是一纸空文，被害人或者亲属只能依靠平易近政部门一点肤浅单薄的津贴或者乡邻的救援糊口，糊口的艰难可想而知，从而造成了社会新的不撼萍玻如不美观法院能在生命刑上给犯罪人以机缘，同时责令或者赞成犯罪人给被害人足额的经济抵偿，使幼有所养、老有所靠，就能在必然水平上缓解被害方与被告人的矛盾冲突，实此刻依法冲击犯罪的同时更有力地呵护被害方的益处，从而更好地浮现社会的公允正义，实现社会的协调不酿成长。事实上，被告人积极抵偿经济损失踪，往往也是被害方赞成谅解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平易近事抵偿作为一种罪后裁夺量刑情节，主不美观上反映了被告人有必然的悔罪默示，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客不美观上减轻了犯罪过为对社会的风险，而且具成仙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协调的主要刑事政策意义。是以，其对被告人刑事责任巨细的影响是有充实理论按照的。

三、平易近事抵偿之于死刑合用的影响力剖析

前文已述，平易近事抵偿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巨细有充实的法令依据和理论按照，那么，在死刑裁量中，这一情节对于死刑合用的影响力到底若何呢这是接下来需要切磋的问题。

首先，从规范层面看，相关司法诠释和司律例范性文件都明晰认可了平易近事抵偿情节对于死刑合用的影响。如最高人平易近法院于2007年1月15日公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协调社会供给司法保障的若干定见》[法发2号]明晰提出，要“严酷执行‘保留死刑、严酷节制死刑’的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盈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赏罚，一般不判处死刑当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缠等平易近间矛盾激化激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激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抵偿被害人损失踪的案件，应慎用死刑当即执行。”最高人平易近法院于2007年9月13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增强审讯工作的抉择》也明晰划定，“要正确措制揭捉细窠谥坪臀戎睾嫌盟佬逃胍婪ň厉赏罚严重刑事犯罪的关系。……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抵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踪的案件等具有裁夺从轻盈节的，应慎用死刑当即执行。”此外，最高人平易近法院、最高人平易近审查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07年3月9日连系公布的《关于进一步严酷依法办案确保打点死刑案件质量的定见》明晰要求“对死刑案件合用科罚时，既要防止重罪轻判，也要防止轻罪重判，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重罪重判，轻罪轻判，无罪不罚。……对具有裁夺从宽赏罚情节的也依法予以考虑。”由上可见，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定见》和《抉择》都强调在对死刑案件合用科罚时，对被告人具有平易近事抵偿等裁夺从宽赏罚情节的，要依法予以考虑。被告人真诚悔罪并积极抵偿被害人损失踪的，一般应慎用死刑当即执行。理当说，这些《定见》和《抉择》为司法实践中阐雅缦平易近事抵偿情节对死刑合用的调节浸染供给了依据。

其次，从实践层面看，平易近事抵偿这一罪后裁夺量刑情节对于死刑的合用确实发生了光鲜较着影响。据重庆有关实务部门的人士介绍，在2007-2008年，由重庆市人平易近审查院打点的死刑二审上诉案件中，因被告方抵偿而改判的案件，就占死刑二审上诉改判案件的57.89%。在因被告人方抵偿而改判的死刑案件中，由死刑当即执行改为死刑缓期执行的占到63.64%。在重庆死刑二审上诉案件中，因平易近事抵偿情节而改判比例之高，由上可以窥见一斑。理当说，重庆的情形在全国是有必然代表性的。此外，有学者对某地审结的83件居心杀人案件进行了实证剖析，结论显示：平易近事部门告竣调整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87.5%，不承担平易近事责任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41.9%，法院判决抵偿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37.8%，不积极抵偿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是14.3%。平易近事部门调整了案的被判死缓的机率最大，不积极抵偿被害人的被告人被判死缓的机率最小，声名平易近事部门的抵偿情形对判死刑仍是死缓有光鲜较着影响。还有学者对某地法院审结的440件死缓案件共507名死缓犯的“不是必需当即执行”的情节一一进行了剖析，此鱿脯因“平易近事部门已息争或积极抵偿经济损失踪”这一裁夺情节而合用死缓的考量次数为24次，[10]合用比例约占情节总数的5%。这也可进一步佐证司法实践中平易近事抵偿情节对死刑合用的主要影响。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也理当理性而节制地考量平易近事抵偿对于量刑尤其是死刑合用的影响。在打点具体案件时，理当真剖析犯罪性质、情节和手段，综正当罪的原由、被告人认罪悔罪的立场及被害人的谅解，连系被告人方的抵偿情形，正确合用死刑。[11]值得注重的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必然水平上存在着为了争夺平易近事抵偿而“被迫”对本应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不合用死刑的情形。有些刑事被害人事实上是不愿意与被告人息争的，但碍于经济上十分困难，急于获得一些抵偿，所以勉强赞成对被告人实施判前抵偿而从轻、减轻赏罚。[12]这样的案件不多，但并非个体。在这种案件中，犯裟を被告人抵偿对被害方的主要性而选择判处死缓，尽管念头精采，从息讼止争的角度看社会效不美观也不错，但仍对刑事司法安闲的正义有所损害，因为法院判决对被告方而言起到了“以钱赎命”的效不美观。这种案件的客不美观存在并不能成为攻讦法院工作的“把柄”，相反，它剖清楚明了法院在措置平易近事抵偿与死刑合用关系上的一种困境。[13]要走出这种困境，我们认为，首要的是理当树立正确的平易近事抵偿影响死刑合用的不美观念，即被告人或其亲属给以平易近事抵偿并不等同于在刑事责任受骗然应予从宽赏罚，其只是法院量刑时理当考虑的一个裁夺情节。至于是否从宽以及从宽的幅度，则取决于所犯罪过的严重水平以及案件情节的具体情形。易言之，平易近事抵偿影响死刑的合用是存在限制前提的，对被告人最终是否判处死法场不以被害方是否接管了平易近事抵偿为转移。对于理当判处死刑的，不能因其有抵偿能力而不合用死刑。否则，就不是脚结壮地的立场。正若有学者所言：“将抵偿被害人损失踪作为可以考虑的量刑情节恰是对被告人抵偿行为的一种积极鼓舞激励和指导。这里出格值得注重的是被告人不成以拿平易近事抵偿作为筹码，与法官讨价还价，以获取量刑上的益处。否则，就是赤裸裸的以钱换刑了，这是应果断否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