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存在的问题

修订后的《》从997年月日开始正式施行，它总结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施行6年的经验，又吸收了国外刑事诉讼发展的新成果，在内容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体现了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统一。《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主要的有：

一、认识观念问题

一是实体和程序的关系问题。《刑事诉讼法》是一部程序法，和作为实体法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已经成为制约新刑诉法正确实施的一大障碍。一些办案人员认为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考虑方法、程序。对刑诉法程序的完善反而认为是“束缚了手脚”、“影响了打击犯罪”，因而违反程序、省略程序甚至规避程序进行办案。机关开始摆脱新刑法刚出台时的担心，仍然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在新刑诉法实施后，有的警察甚至还因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而被判刑。有的法院方式改革只是“走过场”，“先定后审”现象仍然存在，律师辩护依然是“你辩你的，我辩我的”。为了达到“直接开庭、当庭宣判”的效果，只得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开庭。名为控辩式庭审，法官往往不自觉地又和检察官一起追诉犯罪，控审职能不分，难以达到控辩式庭审的要求。

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从古到今，对一些行为认定为犯罪的实体标准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由谁认定、如何认定等程序问题上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也是司法文明进步的表现。司法实践中，被上诉或改判的案件毕竟是少数，但群众有意见的案件却不少，程序总是是一个重要原因。粗暴执法、办案拖拉、司法人员和利害关系人私下频繁接触，怎能不引起群众的不满？

二是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问题。刑诉法的修改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保护人权的精神，如比如第一次在法律上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行确定有罪”的原则，取消了收容审查和免予制度，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案犯在交付审判前都称为“犯罪嫌疑人”，等等。从实施情况来看，“宁错勿纵”、“有诉必罚”的观念仍然很有市场。特别表现在宣告无罪的案件中，有的法院规定判处5年以下的案件不必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但对宣告无罪的案件却非常慎重，一定得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害怕被指责为“放纵犯罪”。尤其是对因证据不足而被指控无罪的，不仅观念上难以接受，实际操作上更是谨小慎微。也正是由于忽视了对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律师介入诉讼才举步维艰。不仅会见在押被告人有许多条条框框，在实际开庭辩护中，也往往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彻底的保障。被曲解为到指点地点进行居住，由于监视居住可长达六个月，使之形同收容审查。

违反程序也是违法。只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才能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真正发挥刑诉法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中的作用。

二、问题

由于《刑事诉讼法》比较抽象，适当的法律解释是必需的。但自新刑诉法实施以来，出现了多头制定司法解释的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刑诉法实施规定就达59条，是刑诉法本身条文的5. 5倍。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为342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为44条，公安部的《程序规定》为355条，以上三部门及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委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48条。由于实施细则制定主体繁多，内容上不协调，有的已超越刑诉法本身的内容。由于刑事诉讼从侦查、起诉到审判本身是连贯的过程，但法律解释上的不一致影响了司法过程的互相衔接。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人保证与保证金保证对同一被告人不能同时使用”，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实施细则（试行）》则规定“必要时，也可以责令犯罪嫌疑人同时提出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不仅如此，地方立法还与中央立法不协调。如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经检察院许可也可会见。但广东公安厅却明文规定要由检察机关批准会见文书才准予会见，律师也不例外。可见，各自为政的解释有损于法律的统一和尊严，造成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