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富济贫”抑或“有缺陷的正义”——美国的联邦累进所得税之争

美国是以为主要税种的国家。[]然而，联邦累进所得税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聚讼纷纭：为什么要就收入征税？富人为什么要比穷人多交税？不过迄今为止，联邦累进所得税制仍屹立不倒。因为联邦累进所得税可能不尽完美，但比它完美的税种在哪里呢？谁能，引进比例税率代替联邦累进所得税不会导致更大范围的论争呢？回顾发生在域外的这些论争，有助于我们对累进所得税的一般机理有更深入的理解，并有助于我国税制立法之完善。
一、从862年《所得税法》到《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联邦累进所得税的合宪性之争
美国立国之初，与其他领域的论争相反，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几乎都赞成联邦累进所得税制。如托马斯 杰斐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 静悄悄地缩小财富不平等的路径是对财富在某个水准以下的人免税，并随着财产的增加而提高税率。 [2]798年，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提出了自己朴素的不动产所得税观点：对于木屋，每间房征税20美分；对于有7间房或7间以上房的房产，每个房间征税美元。
宪法之父 们的理论首先在各州的所得税法案中开花结果。在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以前，各州已开始实践。在9世纪50年代，至少有7个州通过了所得税法案。这些所得税法案的基本结构几乎就是今天联邦所得税法案的雏形： 免税额度较高，起始税率较低，但逐渐累进。 [3]862年，联邦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制定了862年《所得税法》，其完全继承了州所得税法的上述特征：免税的范围宽泛，按照年收入计算所得税，从60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 这意味着只有0. 2%到. 3%的人达到起征点的收入；刚开始的税率是3%至5%；到内战末期，税率为5%至0%。也许是战争的紧迫需要压倒了人们的正当性诉求，862年的《所得税法》未遭遇诉讼。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862年《所得税法》于872年被废止。
随着的减少，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议会于894年重新恢复所得税，这就是《威尔逊 戈尔曼关税法案》（Wilson - Gorman Tariff Act）。[4]该法案规定：对分红、利息和租金以及其他来源于财产的收入按单一税率2%征收所得税。也许是惧怕遭遇反对，该法案规定了超乎寻常的豁免额度：4000美元。这意味着只有0. 3%的人需要缴纳所得税。[5]这一法案仍可理解为累进所得税：收入在4000美元以下的，税率为0；收入在4000美元以上的，税率为2%。高额度的免税额，反映了只对人口中极少部分富人征税的立法意图。由于需要纳税的人口数量极少，联邦累进所得税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很高的认可度。
尽管议会谨小慎微，一年后仍发生了波洛克诉农业贷款及有限公司案（Pollock v.Farmers Loan Trust Co.）。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该法违宪。波洛克是农业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0%的股份。《威尔逊 戈尔曼关税法案》通过后，农业贷款及信托有限公司对股东宣布：公司不负责承担股东应缴纳的所得税，公司将从股东的分红中扣除所得税，上交给征税机关。波洛克经过一系列程序，最后诉请最高法院判决《威尔逊 戈尔曼关税法案》违宪。理由是该税针对财产征收，构成直接税。在这一时期，国会对直接税的征收是按照各州人口进行的，[6]不按各州人口比例征收直接税是违宪的。
依据《威尔逊 戈尔曼关税法案》对波洛克征收的所得税是否构成直接税呢？梅尔维尔 富勒代表最高法院发表了判决意见：对分红、利息和租金的征税如同对不动产征税一样，都是直接税，违反美国《宪法》第条第9款第4项。[7]当然，这一判决仅认为对来自财产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是违宪的，而对来自其他途径的收入能否征收所得税，则语焉不详。